开云体育- 开云体育官方网站- APP 最新2025竺可桢：一生求是 立身报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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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竺可桢（1890—1974），字藕舫，浙江绍兴人。著名科学家、教育家，我国近代地理学与气象学奠基者。1918年获得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，回国后历任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教授、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、东南大学地学系主任、南开大学教授、中央大学地学系主任、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等职，1936至1949年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，1949年起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，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（院士）。学术代表作有《气象学》《物候学》等著作、《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》等文章。

　　1890年3月，竺可桢出生于浙江绍兴东关镇的一个米商家庭，幼年入私塾读书，先学八股应试，后转入镇上的毓菁学堂上小学。毕业后，竺可桢先后赴绍兴东湖法政学堂、上海澄衷学堂、上海复旦公学、唐山路矿学堂求学。1910年，竺可桢考取第二批留美“庚款生”，出于“中国以农立国，万事农为本”考量，前往伊利诺大学农学院学习农业。由于“美国行大农（业）制，与中国情形迥不相同”等原因，竺可桢从伊利诺大学毕业后，选择与农业相近的气象学作为研究方向，转至哈佛大学研究院地学系继续深造。

　　彼时，“科学救国”思想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，海外留学生是其重要助推者。1915年，在康奈尔大学就读的任鸿隽等9名留学生创办《科学》月刊，并组织成立中国科学社，以期“联络，研究学术，以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”。志于“科学救国”的竺可桢加入其中，成为该社首批社员及《科学》早期编辑，在他看来，“欲立国于今之世界，非有科学知识不可”。1918年，竺可桢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，先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任教，1920年受聘至南京高等师范学校，恰逢该校转制筹建东南大学，竺可桢便推动创立了我国大学中的第一个地学系，将气象纳入地学系，亲自编写讲义并授课，为我国地理学界与气象学界培养了一批早期人才。

　　深耕教学是竺可桢“专干本行”的初衷。在当时，竺可桢认为地理学科“于国计民生关系最巨”，并确定大学地理教育的宗旨：一要陶冶学生能以科学眼光观察事物，二要学生能以世界眼光认清时势。《地学通论》是竺可桢主讲的一门基础课，每年听课者甚众。他尤为强调“近世地理学之趋重于人文、地文”，突出人地关系在地理学研究中的核心地位，并将地理学分为“天文地理学”“地文学”“生物地理学”“商业地理学”等六门，突破了传统地理科学的认知图式及研究范式。《气象学》是竺可桢开设的另一门重要课程，围绕气象要素展开系统全面阐述。他既坚持“古为今用”，对《诗经》《礼记》《朱子语类》等古籍中气象相关论述进行学理阐释，又做到“洋为中用”，梳理西方各国气象研究发展历程，引介欧美气象台观测概况及螺形星云说、蒲福风级、《国际云之分类法》等新兴理论与权威学说，并辅以大量数据、图表、公式等，对各类气象测量仪器的构型特点与使用方法亦有详解。同时，竺可桢注重课外气象观测实训，要求学生严守时间、严格按规定操作，夜间或恶劣天气时常亲临监督，并亲自撰写逐月气候报告。因此，当时东南大学气象观测成绩之佳，仪器设备之完整，“在国内各大学中绝无仅有”。

　　教研相长是竺可桢的学人本色。从事教学工作之余，他还在国内外刊物发表了大量科学与教育类文章。作为近代中国“问天”第一人，竺可桢研究气象最早的突破点是台风。1924至1925年，竺可桢在美国《每月天气评论》上先后发表《远东台风的新分类》和《台风的源地与转向》，提出以风速等级判断是否为台风及其强弱程度的观点，并运用数百个台风观测资料归纳讨论台风起源、转向及移速问题。此外，“博古通今”是竺可桢治学的一大亮点。1924年7月，竺可桢在科学社南京年会上宣读《南宋时代我国气候之揣测》一文，从历史与空间维度进行纵横比较，揭示各世纪发现太阳黑子年数与大寒年数的正相关性。他认为，南宋时期太阳黑子数量增加导致北方大陆性气候加剧，由此引发的严寒酷暑、旱涝频繁成为文化中心南迁的重要原因之一。次年，竺可桢继续运用古籍文献资料研究历史气候变迁，接连发表《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》《中国历史上之旱灾》等。一系列成果堪称我国气候变迁与朝代更迭研究之先声，形成了竺可桢在这一交叉领域探索的初步高峰。

　　家国情怀是竺可桢为学为师的精神内核。在我国古代士大夫“修齐治平”理想熏陶下，竺可桢自幼便将“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”作为人生信条，并在后来治学从教中展现出超前的科学视野与战略眼光。竺可桢积极投身科普事业，以开蒙启智、移风易俗为宗旨撰写了《钱塘江怒潮》《食素与食荤之利害论》等文章，同时注重专业人才培养，号召地学者“以调查全国之地形、气候、人种及动植物、矿产为己任，设立调查之标准，定进行先后之次序，择暑假或其他相当时期，结队考察”，并向时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建议派遣地学学生留学欧美。在他看来，科学是属于全世界的，我们只要用脑力，费时间去研究，科学自然而然会进步的。他更断言：“我中国既为世界文化发祥地之一，而且地形、气候，统有保持文化先进国的优势，欲达到这个目的，只在人民努力做去。这责任不在别人，就在我们一辈子！”

　　早在哈佛求学期间，竺可桢便注意到国内气象台设置少、基础弱的状况。他直言，我国应多设气象台，这不仅利于农商各业，也“足以增进国光，而有裨于全球之科学界”。1928年出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后，竺可桢在南京建立了我国近现代第一个国家气象台——北极阁气象台。经苦心耕耘，自1930年元旦起，气象研究所开始正式发布天气预报与台风警报，推动我国气象科学事业迈入本土化、体制化新阶段。竺可桢尤为重视气象观测网络建设，提出十年计划——“全国有气象台十，头等测候所三十，二等测候所一百五十，雨量测候所一千处”，并亲力亲为促成各地建所，其中最难能可贵的是测候所的设立。基于青藏高原对季风形成的关键作用，竺可桢克服重重困难推动在藏开展气象观测、建立测候所，此举在当时是兼具科学价值与政治意义的开创性工作。

　　“教授是大学的灵魂，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，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。”竺可桢以“请得良好之教员”为治校最要，到任前后花费大量时间进行人事酝酿与接洽，竭力招揽各领域专家学者。他不仅回聘了张绍忠、何增禄、束星北、蔡邦华、吴耕民等一批教授，还邀请了胡刚复、梅光迪、张其昀、王淦昌、谈家桢、钱钟韩、马一浮、柳诒徵、丰子恺等学界翘楚加盟浙大。尤值得称道的是，1936至1938年，竺可桢三请国学大师马一浮出山，后者最终应约赴江西泰和，为西迁中的浙大讲学。

　　1936年秋开学之际，竺可桢与一年级新生谈话时指出，浙大的精神可以用“诚”“勤”两字概括，并提出著名的两个问题——“到浙大来做什么”“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”。他要求学生须有清醒的头脑，以“科学的方法，公正的态度，果断的决心”做学问办事业，并着重强调，“人生的目的是在能服务，而不在享受”。此后在竺可桢各类场合的谈话或演讲中，“服务”“报国”是贯穿始终的关键词，他希望毕业生做事“不求地位之高，不谋报酬之厚，不惮地方的辽远和困苦”“目光应远大，要有英勇前进无畏的精神，处处应以国家社会为念”。

　　迁赣一程，路途更远，形势更复杂，用时一个月左右。起初因泰和的房屋尚未修葺完备，而吉安正好有校舍空置，浙大便在此临时落脚。战时亦如平时，师生抵达吉安后继续上课，并举行了学期考试，教学秩序井然。1938年2月，浙大搬至泰和城西上田村。这里虽条件简陋，但师生不以为苦，专心致志教好学好。后来，竺可桢回忆时谈道：“在这个时候，训育是用导师制的，因为一直在颠簸流离，师生共患难，可以说这是全校精神最融洽的时候。”

　　宜山日中极热，且疟疾肆虐，连竺可桢自己都感叹：“此处办大学实不相宜。”但就在这里，“求是”被定为浙大校训。围绕“求是”精义，竺可桢先后发表过《利害与是非》《王阳明先生与大学生的典范》《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》《科学之方法与精神》等讲话，推崇王阳明力学力行、公忠报国的风范以及布鲁诺、伽利略、开普勒等近代科学先驱“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”的精神。在竺可桢心中，“求是”不仅限于读书做学问，研辨是非得失之后须“尽吾力以行之”，在当时抗战背景下即是“立身报国”。“求是”理念由此脱胎于单纯的治学观，而丰满于科学的人生观。

　　1939年底，日寇侵扰桂南，广西形势告急，迁黔已是当务之急。几个月后，巍巍大学化整为零地安置于黔北群山中的遵义、湄潭和永兴三地，并在此办学近七年之久。这段时间，竺可桢集中精力推行自己的教育理念。在他看来，大学应兼顾通才教育与技术教育，并以通才教育为主，“若侧重应用的科学，而置纯粹科学、人文科学于不顾，这是谋食而不谋道的办法。”因此，大学教育固然要培养工程师、医生之类的专家，但更重要的是养成公忠坚毅、能担当大任的领导人才。竺可桢注重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，曾有学生不愿上体育课，他便放出“如全体不上体育，即全体停学亦所不惜也”的狠话，足见其对体育锻炼的重视。

　　20世纪30年代后期，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与中国留学生接触交流后开始思考“中国为什么没有诞生近代科学”。1944年，他两次到访浙大，真切感受到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希望。因为就在这里，谈家桢发现了瓢虫色斑变异的嵌镶显性现象，王淦昌创造性提出验证中微子存在的实验方案，苏步青在桐油灯下写成《射影曲线概论》，罗登义在对众多蔬果研究中发现了极具营养价值的刺梨……回国后，李约瑟在一次讲演中称赞“联大、浙大可与牛津、剑桥、哈佛媲美”，次年又在英国《自然》周刊撰文，称浙江大学是“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”，还特别提到“在湄潭可以看到一派繁忙的科研景象”。

　　为紧密配合国家建设需要，竺可桢提出要彻底普查全国资源，摸清“家底”并做出合理配置。他全身心投入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工作，多次赴黄河流域考察水土流失情况，并指出“水土保持是农、林、牧、水四方面的综合性工作”，要统筹水土流失防治与水土资源利用，兼顾群众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；多次赴海南岛考察橡胶及其他热带作物的栽植情况，针对森林破坏现象提出“应把自然开发与自然保护辩证地联系起来”；前往内蒙古、宁夏、甘肃等省区沙漠地带考察治沙工作，提出“向沙漠进军”“变沙漠为绿洲”等口号，并强调“我国兴建大西北，算好水账、开源节流是十分重要的”；在西南考察时留意观察环境破坏、大气污染、水土流失等情况，与此同时联合23位科学家向中央提出《关于自然资源破坏情况及今后加强合理利用与保护的意见》……尽管年事已高，但竺可桢只要条件允许就亲临一线实地考察，在他看来，“要认识这些自然现象和掌握自然规律，工作的重点就得放到野外去，主要的工作应该放到现场去做”。一系列考察成果既为开展全国综合自然区划、服务国民经济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，更催生了竺可桢基于国情农情的“可持续发展”新思考。

　　自此以后，竺可桢更加坚定了不割断历史搞研究的信心。在翻查古籍时，竹子、梅树、荔枝等植物的历史分布激发了竺可桢的极大兴趣，“植物不象（像）动物能够移动，因而作气候变化的标志或比动物化石更为有效”。于是，他像孺子牛一样在浩如烟海的二十四史及五千多部方志中辛勤耕耘，仅1964年11月、12月间，竺可桢搜集的资料与读书笔记，粗算就有六七万字。1966年，《五千年来我国气候的波动》（英文稿）一文成稿。在此基础上，经过数年的“实践、认识、再实践、再认识”，终于在1972年年底，竺可桢“尽毕生之作”《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》刊发于复刊的《考古学报》1972年第1期，创造了“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学科的典范”。该文根据史料性质，从考古时期、物候时期、方志时期与仪器观测时期四个阶段，探讨中国近五千年气候变化的历史事实，并进行科学建模，勾勒出比较准确的气候变化轮廓，后人称之为“竺可桢曲线”。其中成果有力证实了“气候的波动是全世界性的”论点的科学性与“古为今用”研究方法的有效性，也为后续开展气候变化的长期、超长期预告提供了可能性。竺可桢的研究成果获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一片赞誉，《人民日报》《中国科学》《地理知识》（现《中国国家地理》）等纷纷刊发原文或摘要，英国《自然》与《地理杂志》也先后刊文引介，来信索要文章者络绎不绝，对此竺可桢“受宠若惊”，直言：“这篇文受人重视为我初料所不及。”